学术研究委员会

卡拉永远OK?——第五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12-19

  一直以来,在图书产业联的上中下游诸环节中,以图书馆为代表的下游是比较重视理论研究的。无论是出版还是发行,从业者更多的是“做”,而很少“说”。图书馆呢,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说”得很多,“做”得不够。
  在体制变革的新形势下,只知道“做”的出版社与发行商明显地感觉到理论研究的不足,迫切需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但理论不是想有就马上能够有的,理论的缺失也许是制约出版业和发行业下一步改革的瓶颈。
  如果一个出版或者发行人士被业界称为理论家,那绝对是褒扬之词,是稀有品种,比如广西师大的肖启明、苏州大学出版社的吴培华、人大社的贺耀敏、周蔚华、浙江省店的周立伟等人,那在出版发行界都是牛人。而在图书馆界,理论家通常被认为是骂人的话。图书馆的馆长们一般会说,那些所谓的理论家,唉……真是太让人寒心了。这至少说明了以下两个冷冰冰的事实:首先,图书馆界理论的泛滥;其次,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是分离的,图书馆的管理者对理论不感冒,搞理论的几乎都是大学的教授。
  从这个角度去看刚刚在山城重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重庆会议),用一位会议代表的话说,就是一场卡拉OK,自娱自乐。果真如此吗,也不尽然。图书馆从事理论研究的环境如此不堪,费力不讨一点好,但专家学者们依然没有放弃,这种精神本身就是难得可贵的。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出版发行业的人说,图书馆的馆长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那么多专家队伍提供智力支撑,提供人才储备。图书馆生存的环境一天一天地变好,专家学者的坚持功不可抹,正是他们不断的为图书馆正名,图书馆才会从一个边缘行业重新回到社会前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为什么要搞理论研究

  图书馆为什么要搞理论研究?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范并思的话说,这是图书馆完成自我救赎的必然之路。固然,图书馆与知识、知识传播紧密相连,但这与理论的产生并无直接关联。图书馆在上世纪80年代理论空前繁荣,主要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图书馆行业日趋被边缘化,生存危机笼罩在每一位从业者的心头,图书馆界迫切需要反思和自我拯救。
  从1984年开始至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一共举办了五届,每次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召开的,据会议的举办方、中国图书馆学会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刘兹恒介绍,1984年的杭州会议,在“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学研究者勇敢的打破了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与封闭,以改革开放的视野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的多元化新格局;1991年的庐山会议,针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以“回顾和清理”为主题,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认真总结,为9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2000年的常州会议,根据当时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网络环境开始形成,图书馆学研究技术化倾向日益突出的情况,开展了“探寻图书馆学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及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研究重大选题”的研讨,为新世纪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而四年前的2003年,在郑州召开的以“发展与创新”为主题的第四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则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学术地位进行了科学的定位,对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又一个四年过去了。当前,公共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立法研究、图书馆权利研究、知识自由研究和数字图书馆研究等的新进展,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注入了新的研究内容。特别是一批图书馆学理论工作者,走出了书斋,深入到图书馆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为党和政府制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刘兹恒认为,这些创新与发展,都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重庆会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刘兹恒说,以现代图书馆学理念为核心,重构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界的迫切任务。
   
要搞哪些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图书馆理论泛滥、水平不高,这也是理论界遭人诟病原因之所在。由于体制的局限,图书馆员为了评职称而写论文,抄来抄去,根本谈不上研究,即便有研究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浅层次的或者已有定论的问题,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这样研究出来的理论面目可憎,不遭人反感才怪。还有一些学者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人为设置障碍,设置雷区。
  据悉,深圳市将对创新型人才专业技术资格认定进行重大改革,此次改革首先对论文、著作要求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处理方法,评职称不强求发表论文,可用专项技术报告代替。应该说,深圳市改变为论文而写论文、为职称而写论文的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将极大地改善包括图书馆界在内的学术研究的环境,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整体环境。
  当前,应该从事哪些理论研究?刘兹恒在会上提出,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该紧紧围绕“进一步拓展图书馆学研究疆域,深入发掘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这一主题,为重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而开展创造性的研究。
  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吴慰慈先生参会并发言。由于人文社科领域不设院士头衔,资深教授相当于院士,目前,图书馆界只有两位资深教授,吴慰慈是其中之一,他长期从事图书馆教学与研究,是图书馆理论界的权威。
  吴慰慈教授在会上对今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提出了四点方向性的研究。拓展图书馆学研究范畴、继续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促进理论与技术相融合、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
  他说,没有更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局部的拓展就没有全局的进步。在这方面,既不可墨守成规,也不可人为地设置禁区和障碍。他指出,我们应更加注重学科和学者的多样化,更加关注学科的融合,不能够只强求“同”而不谋求“和”,探求图书馆学理论多元化发展模式,多元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出更博大的胸襟和更宽广的的人文关怀。
  吴慰慈的发言为大会奠定了基调。
 
如何去搞理论研究

  南开大学教授徐建华说,当今的图书馆界,已经到了切实落实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代,尤其是以规范的实证方式研究问题的时代。上海图书馆邱五芳说,我国图书馆学在长期注重思辩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实证研究,使得学科现实基础过去薄弱,抽象理论的目标指向不够具体明晰。为此,在沿用思辨研究的同时,大力弘扬实证研究,这对我国图书馆学改变主导话语的基础,开阔研究视野,转换研究内容,推动学科的自我更新,提升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十分有益的。应该说,实证研究已经成了图书馆界理论研究的一个潮流。

  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平等的、宽容的、祥和的,当然也是充满争议的。比如,图书馆核心价值、甚至实证研究等问题,河北大学教授杨文祥就指出,这些已经有定论的问题,不应该拿到理论研讨会上来讨论,这不是向馆长和馆员们普及的座谈会,参会的都是搞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因此会议应该着重讨论那些具有前瞻性的问题。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代表詹福瑞理事长参会并对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肯定。她说,图书馆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在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中排序居首,有着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活动等方面为图书馆职业和事业的成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们对学会工作的支持和参与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参与完成了“图书馆学科发展蓝皮书”、中国图书馆事业年度发展报告(2006)、《中国图书馆年鉴》和图书馆百年文萃《空谷余音》等的编写;主持承担了“图书馆服务网络模式研究”、“图书馆服务宣言”起草、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和图书馆采访工作者行为规范等多个项目的研究;参与策划实施了新年峰会、年会、青年学术论坛和志愿者行动等会议活动。
  总之,学会近些年的工作得益于业界专家、学者和图书馆人的共同参与和付出,其中当然包含着各位委员的进言献策,凝聚着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也留下了专家学者们的身影和足迹。可以说,中国图书馆界正在聚合着这样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的人——
  是愿意并敢于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成长和进步担当责任的人;
  是真诚、务实、奉献,能从我做起的人;
  是情愿为图书馆公共事务志愿打工的人;
  是真正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精神的人;
  是值得图书馆界同仁尊敬和感谢的人。
  她说,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个群体的力量不断壮大!在座的许多委员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所以,我此时此地的感谢是必须的,也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她希望并拜托各位专家和学者,在大家的亲历亲为的感召和倡导下,在学界、业界尊崇德、赛二先生,重倡、高倡“科学”、“民主”精神,共同营造图书馆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尊重科学,鼓励探索,宽容失败,自由平等,求真务实。
  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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