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委员会

第六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2011-12-22


    2011年12月16日至17日,第六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深圳图书馆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学界的专家及会议论文作者代表30余人围绕“图书馆学理论的使命与担当”这一专题进行了热烈、积极的学术探讨和交流。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索传军教授主持。深圳图书馆吴晞馆长首先致辞。他以“理论的魅力”为题,从一个图书馆从业者的角度阐述了他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解。他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魅力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它却是图书馆行业的灵魂、精神,同时是图书馆学的价值核心,与图书馆学其它部分是大脑与躯干的关系。理论有助于工作的开展,且优秀理论的价值应不受实际工作的羁绊。在深圳图书馆的创新实践中,图书馆学理论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他强调,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不是工作总结,也不是对未来工作的具体期望,理论应该与实际工作适当分离且与各种具体的实务工作拉开一定距离,高屋建瓴,突出形而上的成果,为事业、为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性的参考和思维。他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期翼是,能够彰显其自身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于自身而不是外在,它应该是一种鲜活的、为人所动容、经得起时间考验、有能为其他人所信服的内容。
    接着,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图书馆馆长杨沛超教授致辞,主题是“呼唤理论”。他谈到,进入新世纪后,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快车道,特别是改革开放对图书馆事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图书馆越建越大,越建越漂亮。基础理论为图书馆工作实践提供了理论武装。他认为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理论的高地,其主要特点是密切联系了图书馆发展的实际。虽然有脱离实际的情况存在,但这不是主流。他提出当前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探索:第一,图书馆转型机理的探索。传统图书馆的设备、理念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转变,因此必须研究需求的驱动、图书馆功能演进等问题。第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走向。图书馆事业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研究这一背景下图书馆怎样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三,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社会科学的创新已被提上日程,政府文件提倡社会科学的创新与繁荣,图书馆学能否趁势而上?应认真思考图书馆学的创新问题。第四,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人才是关键,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最大的困难是人才的缺乏,要认真研究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刘兹恒教授作了“图书馆学理论的使命与担当”的主旨报告。在报告中,刘教授满腔热情地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与此同时,也还有一些问题仍处于争论阶段,没有达成共识。例如,第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是面向职业还是面向学科?如果图书馆学研究面向图书馆职业,有可能返回到以前的“馆内科学”,而面向学科也可能使图书馆学陷入像过去一样热衷于对图书馆学自身体系的研究而忽视现实问题。第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面向政府决策是不是就放弃了图书馆学的独立性?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与成果的“官学”色彩是否会越来越浓,进而影响到学术主体的自由与独立?第三,技术情结与人文精神哪一个更重要?图书馆学以及图书馆的最终发展动力是技术的广泛运用还是人文精神的普及?第四,图书馆学体系是重构还是对原有体系的继承和完善?互联网环境下的图书馆学和传统图书馆学是否已然断裂?现实中,理论框架体系存在着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是否意味着图书馆学体系需要放弃传统而重新构建?
    刘教授报告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思考。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高波教授认为,图书馆学面向职业是没有问题的,与学科发展不矛盾。以职业为核心并不意味着只研究具体问题,也可以抽象一些,如研究各项工作的发展趋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白君礼指出,面向职业还是面向学科,实质上是面向问题还是面向学科的关系。《图书馆杂志》编辑王宗义则认为两者都不正确,应改为面向专业活动,要用专业思维来指导图书馆学。专业活动包括“形而上”和“形而下”两方面,“形而上”是研究“形而下”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其中的原理。索传军教授认为,图书馆学的未来走向应注意技术,但也不排斥人文,两者是一体的;图书馆学理论应该指导实践,而不是服务于决策,应通过自身的发展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不是迎合政府的决策。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肖希明教授则强调,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以前曾面向学科,在学科的圈子里徘徊不前,这是不行的,而面向职业又太窄了,应该面向现实问题;基础理论虽然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十分重要,因为基础理论传播了基本观念、本质和使命,让人们产生深刻的感悟;技术与人文不能分离,如果没有人文的指导,技术就不能发生作用。技术本身具有人文性,本质上是为了方便人;反对图解与迎合政府决策,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不可能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因素截然分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不是为了迎合决策,而应是影响决策。
    在论文作者自由讨论的环节中,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刘磊教授指出,图书馆学应有包容性,各种研究取向都具有价值。应该让不同的声音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比较集中的观点;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应形成中间层次的研究,这样才能打通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要形成基础理论、中间层次、应用研究和面向问题的研究的体系,四个层次要各司其职;图书馆学研究应按儒家的中庸思想作为指导,不能太偏激,也不能以纯粹学者的态度来做研究。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徐建华教授对“形而上学”的理论研究持批评态度,认为应了解图书馆的真相,在调查的基础上做实证研究,主张只有方法作为引导才能取得学科发展的突破。广西财经大学图书馆梁灿兴指出,理论研究者应扩大研究视野,先研究社会,然后才能研究图书馆学;只有懂得技术,才能去研究基础理论。他认为,如果不懂得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变化,怎么能研究基础理论?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王宏鑫认为,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一,有着本体、现象学和方法学三个层次,主张要以“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和“境生于象外”三个层次来达到物、象、意和境这四者的融会贯通。
    这次会议安排得紧凑、高效,现场学术气氛浓厚,争论不断。各位主持人的幽默风趣、适时的“插科打诨”也为整个会议增添了不少趣味。在闭幕式上,刘兹恒教授指出,此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代表们用兼容并蓄的精神面对不同观点的碰撞和思想的争鸣,触发了大家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的进一步思考。尽管会议最后没有形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深圳宣言”一类的成果,但全体代表对图书馆学理论的使命与担当都有了清晰的理解,即促进图书馆学学科的进步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由此看来,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仍然任重而道远。(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黄红华 周佳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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