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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信息技术冲击下的图书馆人文思潮

时间:2005-07-25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主任 范并思

一、导言:历史的回顾

进入1990年代,信息产业发展提速,信息技术真正成为改变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信息技术改变了信息生产、组织、传递、存贮与利用的原有格局,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原有方式与阅读行为,它也必然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学。
进入新世纪的图书馆学,是被信息技术完全颠覆了的图书馆学。
伯克兰德说: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世纪与后四分之一世纪,图书馆学关注技术,而中间不是。这是美国的情况,也是世界的情况。1920年代以前的图书馆具有关注技术的传统。那时的信息技术主要是信息组织技术,如分类编目。那个时代的大图书馆学家,如杜威、克特,都是既有人文情怀,又擅长技术的专家。
1930年代芝加哥学派崛起。该学派倡导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人文理念,改变了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但芝加哥学派对人文精神的关注以忽略信息技术为前题,其结果是使人文精神走样,最终伤害到图书馆工作。1953年,谢拉撰文公开指责芝加哥大学GLS:图书馆学对图书馆工作的技术方面缺少必要的注意,在这场面对技术技能的突变中,GLS必须承担主要责任。
芝加哥学派的对技术的偏见,也造成了图书馆学的分裂。徐引篪、霍国庆认为,“正是因为图书馆的保守性质,新生的情报学不能见容,最终导致了图书馆学的不稳定与情报学的分离”。卡诺尔说,“‘情报科学VS图书馆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可以被看作是从芝加哥前20年追求的图书馆学的回归”。而对图书馆学理论而言,经历这场分裂,主流图书馆家终于放弃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价值取向,重新回到了关注图书馆相关技术和应用性研究的道路。
1970年代的信息检索技术与机器编目技术,是图书馆学重新回到技术路的标志。1990年代以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学进一步偏重信息技术。以数字图书馆研发为核心的技术研究主导了图书馆学。大批IT专家进入图书馆领域;大批图书馆学家转向IT研究;大量资金投向IT。图书馆学刊物上,数字图书馆或网络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技术问题成为了经久不衰热门课题,技术性术语频繁出现。
信息技术的发展完全改变的图书馆学。它不仅仅改变了图书馆自动化研究等原本属于IT应用的领域,也改变了文献资源建设、文献标引与编目、信息咨询与服务等传统技术研究领域。
信息技术的发展甚至影响了理论图书馆学。它严重冲击了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同时也改变了理论图书馆学的价值取向。
    在这种大背景下,图书馆人文精神还有其生存的空间吗?

二、信息技术中的人文关怀

现代信息技术的主流是因特网建设。在对待网络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信息技术发展中的人文关怀。因特网看似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最公平的信息获取途径,但事实上,因特网带来的信息公平更多地是地域信息公平,而对于经济能力、信息能力相差悬殊的社会人群,因特网不但没有带来信息公平,反而使社会成员可获得信息的差距拉大。
1993年,美国、欧盟相继颁布推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的计划,推动将网络技术作为社会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1994年,戈尔将NII比喻为“信息高速公路”,对普及NII概念、推动网络社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一比喻只抓住了NII较为狭义的方面,即数据流动的方面,而忽略了信息的内容、人与人的交流,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它播下了一棵忽略信息技术中的人文因素的种子。
信息高速公路的比喻,在美国并没有削弱人们将人文关怀体现在信息技术之中。1993年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的日程》NII被界定为某一国家的网络、计算机、信息资源、信息开发商、信息生产者的集合。这一定义体现了NII中人的因素。在NII早期另一部白皮书《信息基础设施:达到的社会目标》中,第一章谈的就是“使没有能力的人获利”。1995年,Brown总结NII的五条正式规则。包括:第三条:为所有信息提供商和信息用户提供网络的自由接入;第五条:保证普遍服务。同年G7为NII制定的规则包括:提供网络的自由接入;促进公民的机会均等。
在1994年国际电信联盟(ITU) “布里诺斯艾里斯宣言”、G7相关文件中,“自由接入”、“通用服务”、“机会均等”等概念频繁使用。
而在早期引进和研究信息技术的过程中,我们多少忽略了技术研究中的人文因素。如我们在介绍NII时,几乎都在讨论网络的建设,后来扩大到网络资源的生产,但却忽略了西方主流社会在信息技术研究中对人的关注。这种忽略,也导致我们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开发的相当严重的失误:忽略了使普通民众享受图书馆技术进步的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如果说早期NII建设时,人们对人文问题的关注还有些超前,政府或社会并未对其有真正重视的话,那么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技术发展中的人文问题进一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表现在两个术语,即:1990年代中后期:数字鸿沟;2005年世界电信日:公平信息社会。
数字鸿沟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由信息技术发展引发的人文关怀的问题。“数字鸿沟” 的概念首先产生于20年前ITU委托进行的“梅特兰报告”,但直到NTIA一组《在网络中落伍》的报告相继问世,它才真正引起人们关注。数字鸿沟是指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乏者之间存在的鸿沟,其实质是被因特网放大了的信息不公。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此社会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信息技术环境下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执着。
“行动起来,建立公平的信息社会”是今年5月17日世界电信日的主题。国际电联秘书长内海善雄在致辞中说:“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体现在各国国内。在获取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受过教育的人和文盲之间以及男女之间,也有着显著差异。数字鸿沟的这一多重性阻碍着我们建立公平和充满活力的信息社会。”“建立一个公平的信息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当今以知识为基础的强大的通信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跨越各种地域、经济和信息鸿沟的阻隔,将不同民族的人民连接起来。”

三、对图书馆的影响

公共图书馆自产生那天起,就承担了维护社会信息公平的职能。在因特网来到之前,公共图书馆的这种职能似乎被淹没在平凡的“借借还还”之中。因特网放大了信息不公,再次使人们认识到图书馆维护信息公平的价值。在网络时代,公共图书馆适应网络环境信息服务的特点,将帮助广大社区居民获取电子信息或提高信息素养,作为自己新的职能。公共图书馆维护信息公平的目标,与社会管理者消除数字鸿沟的目标一致。例如:1998年NTIA的报告中重申了学校、图书馆和其他社区上网中心提供计算机上网,以便使绝大多数人能使用网络的作用。1999年NTIA的报告中调查了依赖公共图书馆的公共计算机的人群特征,对于信息的弱势群体,这些公共计算机支持了他们和网络的联系。2000年NTIA的报告数据显示学校、图书馆和其他公共上网站点在帮助那些家中无法上网的人群使用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2003年欧委会部长理事会发表了一份“政治声明”:“我们相信,公平获得信息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世界,信息必然被视为人类平衡发展的一项基本资源,每个人都能够取得。我们关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产生的严重危险,……我们同意,应该在图书馆、教育机构、公共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场所设立接入点,让公民可以廉价或免费进入因特网,并有足够能力向使用者提供协助。我们将使公共图书馆适合数字时代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国际图书馆界日益意识到维护人文精神的重要。1999年IFLA发表《关于图书馆和知识自由的声明》,号召“图书馆界及工作人员恪守知识自由使用、无条件获取信息、言论自由和尊重读者隐私权的原则。”2002年IFLA通过了《IFLA因特网宣言》,称对一些人来说,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给予他们上网的方便、指导和帮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里是他们上网的唯一地方。图书馆提供了一种机制,以克服因资源、技术和培训的差异而带来的障碍” 。
国际数字图书馆研究十分注意人文问题。在美国,数字图书馆一开始就是作为NII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数字图书馆是供广大民众使用的“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阿蒙斯说:数字图书馆技术使“以往仅供专业人士利用的信息现在可以被大众所利用”。“数字图书馆是人、组织、技术三个主角相互影响,共同演绎的精彩故事。”博格曼认为,通过改善 “信息获取”,信息基础设施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活,扩大社会的平等。“信息获取”概念产生于图书馆服务,其中包括信息用户的经济可承受性。

四、中国图书馆学的人文精神

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坚定维护与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人文精神表现为:追求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高扬人的价值,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平等地对待所以社会成员,尊重人权,关爱弱者;坚持理性,反对迷信和盲从。
在信息时代,图书馆人文精神的科学内涵表现为:
1、信仰图书馆制度。表面上看,图书馆是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的场所。实质上,现代图书馆是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以公共图书馆为主体的现代图书馆体系,从制度上保障的公民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从知识与信息的角度维护了社会的公正。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内涵之一是持有图书馆制度意识。坚持图书馆人文精神,就是要坚定维护与不断发展现代图书馆理念,使图书馆系统成为真正维护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制度。
2、图书馆权利意识。图书馆权利的核心是由人的信息权利演生出来的公民的社会阅读权利。图书馆制度的建立使图书馆权利制度化。民众知情权的获取,取决于社会管理者的信息公开制度,也取决于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保证了公民信息权利的实现。图书馆权利的另一层面是,图书馆界为保障民众公平地、最大限度地利用图书馆而对图书馆进行科学管理的权利。
3、弱势人群的知识关怀。理论上,公共图书馆为所有社会成员服务,平等对待每一位读者。但由于社会获取信息的途径很多,包括商业化途径,相当多的人群更愿意通过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其它方式获取信息。因此,公共图书馆往往被设计成从知识和信息的角度对弱势人群进行人文关怀的机构/制度。对于公共图书馆,帮助弱势人群获取信息是他们的重要职责。对于整个图书馆界,这是图书馆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4、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职业通过搜集、处理、存贮、传递图书馆馆藏信息,达到维护社会公众图书馆权利的目的。图书馆职业精神是图书馆专业人员共同信奉的原则和职业价值观,它是职业行为规范的基础,也是凝聚职业的精神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完整性、统一性及对职业的凝聚力都受到严重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职业精神已经过时,而是说明,在信息化时代,图书馆职业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来维护职业精神,促进职业发展。
我国在早期引进和研究信息技术的过程中,比较严重地忽略了技术研发中的人文因素。一般认为,NII包括技术、人与内容。而我们早期在介绍NII时,几乎都借用“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将它当作一个物的、技术化的东西来对待。虽然后来扩大到网络资源的生产或内容(即讨论“路与车”、“车与货”等问题),但仍忽略了对人的的关注。早期NII讨论中经常涉及人文关怀意义的概念,如Universal Access、Accessibility、convenience、equality,等等,我们很少注意。
在百年前,中国图书馆学曾是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领域:徐树兰舍家产办古越藏书楼,为“购书既苦于无资,入学又格于定例”的贫穷人士有地方读书。沈祖荣回国后四方游走,只为兴办为所有人服务的“美式图书馆”。应修人为“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兴办上海通讯图书馆。还有杜定友、刘国钧、戴志骞、李小缘。。。
但此后,这种精神被逐步丢失。新中国成立后,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下,一度实行的是有严重身份歧视的选择性发放借书证制度。破除了身份歧视制度后,代之而起的是有经济状况歧视的收费借阅制度。社会管理者一度严重忽略维护信息公平的责任。理论界亦不明事理,为有偿服务不懈论证。

五、数字图书馆对人文精神的忽略

由于缺乏人文底蕴,中国图书馆界在信息技术引进时,忽略了技术中的人文因素。
中国图书馆学自1995年开始关注数字图书馆研发,1998年以后数字图书馆研发形成高潮。
>数字图书馆研发功不可抹。与西方数字图书馆研发一样,中国的数字图书馆研发高潮改变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形象,为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和人气。
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研究强烈冲击了图书馆学所有研究领域,特别是理论图书馆学。原本薄弱的图书馆的人文精神,在数字图书馆研发大潮中,被无情地搁置于一边。由于缺乏人文精神的指导,数字图书馆从引进概念到研发与设计,始终存在见物不见人的问题,数字图书馆技术研发中的人文因素,被图书馆人忽略了。
数字图书馆研发忽视人的因素。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上网享受图书馆数字资源却是一种具有贵族味的事情,普通民众很难从图书馆技术进步中获益。表现在:
1、重技术,轻人文。数字图书馆研发早期,图书馆忙于上项目,购机器,在技术问题上花费大量精力。正面地看,它使我国图书馆自动化水平迅速提高,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大大缩小。但由于缺乏人文精神的指导,不少数字化项目成了“见光死”,鉴定会就是追悼会。许多“数字图书馆”项目,注册、安装、登录、阅读,操作复杂无比。想当然地认为用户会使用 “技术”,或者接受 “用户培训”,不考虑改进系统的易用性、便利性。
2、重资源,轻服务。依据馆藏资源优势进入数字图书馆领域,本来是图书馆所长。事实上早期数字图书馆研发过程中,图书馆更多的关注点是资源的数字化,而不是利用数字资源为读者服务,或者资源的可获得。在没有搞清楚数字资源服务模式与服务机制的情况下仓促进行资源的数字化,导致数字化的资源无人应用,甚至面临重新数字化的问题。
3、重优势人群,轻普通民众。具体到数字图书馆的优先项目上,由于缺乏人文精神的指导,许多管理者最热衷的项目是科技文献、特藏、古籍、家谱等资源的数字化。而这些资源的使用者,并非广大民众。不但大型图书馆如此,即使区县图书馆,一上项目就是特藏。很多的“特色文献”,完全不以市民需要为出发点。普通民众所需要的资源,如日常生活信息、社区信息,没有人做它们的数字化。
4、重商业化运作,轻对弱势人群的关怀。数字图书馆项目一般是国家投入,但项目的管理者却不是设法使普通民众成为数字化项目的受益者。由图书馆开发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缺乏人文精神的指导,一开始就想将它们建成面向信息优势人群的、可以商业化运作的服务。其结果可能使小集团收获局部的利益,但却将无力购买信息服务的弱势人群排除在外数字化服务对象之外。
所有这些,其结果都是使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开发成果停留在专家们的圈子里,普通民众难于从中获益。中国的数字图书馆,需要像Google一样,后台技术精妙无比,前台却简明易用的产品,而不是相反的产品。中国的数字图书馆,需要确立“使所有人获益”、“使没有能力的人获益”的研发、应用的指导思想。中国的数字图书馆,需要图书馆人文精神的更加强有力的指导。

六、信息技术冲击下的图书馆人文思潮

进入新世纪,全球性数字图书馆研发势头转缓,影响到中国数字图书馆研发。国际图书馆学界对人文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影响到中国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历史上第一次,集中地关注图书馆人文精神、信息公平、图书馆职业理念、图书馆制度、图书馆权利与图书馆法理等问题。2001年,程焕文再次研究“图书馆精神”,发表了《文华精神》一文,启动图书馆人文思潮。2002年,李国新首次系统研究图书馆权利(图书馆自由)的思想基础与职业价值。2003年,于良芝博士出版《图书馆学导论》,将图书馆职业性研究引入教材。2004年,范并思发表《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
2005年初,中图学会召开“新年峰会”,集中讨论图书馆权利,以及相关问题。会议的五个议题是:图书馆权利、著作权在图书馆的合理使用、中国图书馆立法:现状与任务、图书馆与社会阅读、图书馆行业荣誉体系的构建。
2005年初,一批杂志集中推出表现图书馆人文精神的栏目:2005年第1期,《图书馆建设》推出“走向权利时代”专栏。2005年第1期,《图书馆》推出“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专栏。2005年第1期,《图书情报知识》推出组稿“弱势群体与图书馆人文关怀”。2005年第3期,《图书馆杂志》推出“图书馆员:职业精神与核心能力”专题讨论。
从上述会议召开和文章集中发表,可以看出图书馆学研究已经转向。中国图书馆学自1917年“新图书馆运动”后,再一次出现人文主义思潮。这一人文思潮,不同于20世纪初的图书馆人文思潮,它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也不是如芝加哥学派一样,人为割裂人文研究与技术研究,使人文精神游离于主流图书馆学研究之外。
今天的图书馆人文思潮是信息技术大潮冲击下顽强生长起来的图书馆人文思潮。目前它还没有体现在数字图书馆研发结果或研发产品中,但是,它以中国数字图书馆研发高潮为背景,具有明显的世界性背景。它不排斥技术,但将约束技术的发展方向,给技术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它将给图书馆技术研究以理论滋润,使技术发展获得更好的基础,使民众得以享受信息化带来的好处。总之,这是站在信息技术或图书馆技术基础上的图书馆人文思潮,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的活力。
可见,图书馆人文精神不排斥信息技术,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图书馆需要的信息技术应该更加关注人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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